公共服务包括政府预决算公开、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政府一站式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

[26]按，所谓法语之法，类天佱之义。[28]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还将撰写专文进行论述，在此作为讨论的引子先行提出。

并认同以傅斯年、屈万里、杨向奎等氏为代表的意见，以为《吕刑》非周穆王命吕侯之作，乃是吕国某王的述作。《鬼神之明》第1简天下灋之，字形作*。《尔雅·释诂》中有典、彝、法、则、刑、范、矩、庸、恒、律、戛、职、秩，常也的说法。自以直藉之薦为薦进，而*废矣。[4]许慎说廌为一神兽，当是汉世所流传的关于獬豸传说的误用。

而西周的吕国，恰好是地处周楚边界附近的姜姓诸侯国，在《吕刑》中又出现了西周时代唯一的法与刑的关联的记录。《玉篇》作*，《广韵》作*，甲文中不见，金文作*（延盨）[13]，字义亦不明确。以（私法）自治为导向的私法与以管制为目标的公法，通过强制性规范这一媒介，相互交错和融合在一起。

国家治理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是，政府必须全知全能，理性无所不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全面而完整，并且能在对信息科学精确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一整套治理市场失灵的应对措施，并以畅通无阻的方式将其推行至市场失灵的每一个环节。其中，强制缔约制度的设立对电力、电信、天然气、公共运输等垄断企业所享有的是否订立合同的自由及和谁订立合同的自由进行限制乃至禁止。[58]为尽量使所有正当利益均得到相应的保护，[59]具有管制功能的公法规范就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进入到民法中来，为法律这座大厦增加几盏灯，使每一个房间、凹角和拐角都能照耀法律的光辉。一无所有的人，遗嘱自由失去意义。

[37]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法则：自主决定是调节经济过程的一种高效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最为重要的法律手段就是，将具有管制功能的强制性规范和半强制性规范大量引入到民法中来，私法自治原则的支配地位由此发生动摇。

20世纪后，西方社会又经历了新的变迁，出现了个人权利被滥用或无法控制的现象，以致人们对人的理性感到怀疑，对自由主义感到厌倦，甚至宣称其失败。[55]参见钟瑞栋：《民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公法与私法接轨的立法途径和规范配置技术》，《法律科学》2009年第2期。[37]［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这些技术调整已经足以回应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同时也证明19世纪的民法典因能把握住某些属于市场经济本质的东西而仍然具有强韧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在消费者、劳动者和其他弱者利益保护的理由之下对某些契约的限制也不过是对真正的契约自由的寻求和实现。（二）强制性规范大行其道 在私法自治理念的支配下，民法规范的配置以任意性规范为主，无论从数量抑或内容构成上看，强制性规范都只居于辅助、从属和次要的地位。[52]因此，私法自治原则的价值和地位非但没有根本动摇，客观存在的事实反而是，在新的环境下私法自治原则实现了新的飞跃和发展。[35]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2页。

但这决不意味着自由是私法所追求的唯一价值，秩序、安全和正义等价值要素自始至终都在私法的价值要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面对荆棘丛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以自治和自由为圭臬的私法，不得不通过立法、司法判例和学说对传统的私法原则加以修正，重新定位自治和自由在私法中的价值，协调自治与管制的合理关系及其各自界限。

换言之，在19世纪，当契约双方被认为当然处于相互平等的地位时，形式上的自由即实质上的自由，亦即形式上的公平必然导致实质上的公平。[31]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第69页。

随着经济、科技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日趋复杂。必要的管制在限制当事人的自治的同时也可为当事人建立更好的自治舞台。[49]［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第53页。（2）自由的边界需由秩序、安全和正义等价值来匡正，自由价值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价值多元的格局所代替。公法与私法的分立仍然是基础和根本，否则就没有交错和融合可言。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契约的正义从来都是建立于真正的自由基础上的话，那么契约所体现的公平就从来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私法以自治作为自己的核心理念，以自由作为自己的根本价值追求。强制性合同条款的设立和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是对当事人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的限制。

在网络游戏中广泛流通的网币，就是在没有国家保障的情形下被接受的。作ń为民法根本理念的私法自治原则更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休戚与共。

在价值取向多元化，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等严峻的现实面前，那种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公、私法二元体制早已显得过于僵化而不合时宜，无法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在物权法领域，所有权绝对原则受到限制，物权的绝对性有所弱化，尊重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和禁止权利滥用成为行使所有权的指导原则，被写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修订的《日本民法典》第1条。

[55] （二）铺设公法、私法接轨的管道 民法的法典化，从罗马帝国的《国法大全》开始，历经几千年，始终显示出其惊人的超越体制的中立性特质。[14]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或者表现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过度超前，而且往往缺少对这些项目经济价值进行合理评估的损益报告，而一个项目一旦开工实施就很难撤销，结果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私人自治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生活关系对法律的需求。

[45]倘若私法的发展空间真的被挤压到如此狭小的范围之内，私法自治几乎无从谈起。（2）商品服务的供应越来越多元和丰富。

从法律价值的角度看，这些规范都是为了让劳动者能够实现更加安全、稳定的就业。为避免过度强制，在私法规范的安排上，仍然应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表现为国家的主动干预的强制性规范应当严格控制在国家和社会忍无可忍的范围内，否则调控的结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26]然而，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政府介入和干预市场也未必就是治理市场失灵的良策，因为与市场失灵相伴而行的是政府失灵。[35] 本有楚河汉界相隔的公法与私法，如今之所以不得不搭起相互沟通的桥梁，是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市民观念等多个因素演变的综合产物：（1）私法无法有效规制的社会问题需要公法协助。

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官，都必须在自治和管制这两种理念中来回穿梭思考，方能妥当处理日益复杂的民事法律问题。人们对这种秩序并不理解，但却是完全依赖于这种秩序。由于一致同意的投票规则成本太高，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惯例实行的是简单多数规则。正因为如此，现代国家的立法者亟须解决的一个立法技术上的重大难题便是公法、私法如何成功地实现接轨的问题。

[32]   四、正本清源：私法公法化的缘起与私法自治的重生 （一）私法公法化之缘起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肇始于罗马法。原因很简单，对占据强势话语权和强势地位的用人单位而言，他们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裁员主动权，裁员行为难免会带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随意性。

[30] 最后，政府的干预经常是无效率和不公平的。宗教团体的革除教籍的威胁有时比政治实体更有效地保护者信贷者的权利。

[57]形式理性要求民法典在规范构成上必须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各项规范和制度环环相扣，适用同一逻辑规则。[13]哈耶克认为：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无力控制，或者说，如果我们不干涉——并在相当程度上妨碍——那些产生自生自发秩序的力量，那么我们甚至一点也无力改变它们。